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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今天的《南方都市报》动车事故案全景报道

2011-07-30 11:09:24 来源:


推荐今天的《南方都市报》动车事故案全景报道

      

天才网友恶搞铁道部的电影海报

 

推荐今天的《南方都市报》

动车事故案全景报道

 

《真相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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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赔偿救助由50万升至91.5万

已有10名家属签新协议,铁道部称“签约最后期限为7月31日”纯属谣传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昨日,家属陈恩锋在温州市殡仪馆表示,如果与铁道部不能达成协议,将采取法律手段。 赵炎雄 摄

    “7·23”追尾事故后,围绕赔偿标准一直争议不断。昨天,事故救援善后总指挥部将遇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由50万元提高到91.5万元。有家属表示,标准仍然过低,如果在3-5天内无法达成一致,将考虑通过诉讼解决。铁道部昨晚接受采访时表示,网传的“签字期限”一说“纯属谣传”。(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赔付依据改为《侵权责任法》

    此前,善后总指挥部处理赔偿的依据,主要是国务院2007年颁布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在与部分家属就赔偿问题进行初步沟通协商后,达成了赔偿50万元的意向协议。

    这一标准不仅令家属不满,也引起律师界质疑。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余翔受访时就表示,政府是在此类事件可选的依据标准中选取了最低的一种;若按照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行内通则,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就应有54万余元。

    听取了这些意见后,善后总指挥部进行了法律论证,改变了法律依据的选择。

    据新华社报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赔偿权利人有权选择按侵权责任法要求赔偿的精神,本着以人为本、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并与遇难者家属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协商,总指挥部研究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为确定“7·23”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主要依据。

    官方称,赔偿救助金额提高为91 .5万元,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等)。

    昨天上午9时,死者卓煌的家属从铁道部联络人处获悉了赔偿救助标准提高一事,他们透露了各组成部分的具体数字。死亡赔偿金以20年可支配收入计算,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万元,金额即为54.718万元;丧葬费为1 .5万元、精神抚慰费为5万元。一次性救助金被家属们称作打包费用,包括了小孩抚养、老人赡养、意外保险、行李遗失、亲友食宿等费用。

    总指挥部方面表示,对于已经签订意向协议的遇难人员家属按照新的赔偿救助标准执行,受伤人员的赔偿方案也已着手依法研究制订。

    家属:不愿意放弃追索权利

    尽管标准已提高,但也有家属不满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死者卓煌的家属对记者分析说,1.5万元的丧葬费用“连买骨灰盒都不够,更别提买墓地”,而30万元的打包费用仅够支付小孩抚养和老人赡养;他也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依据的是整个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每年2.7万多一点,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温州的数字计算,也就是把3.1万元乘以20年,就比较合理了。”

    卓煌来自福建福州,家属们表示,标准虽有提高,但细分开来,对其中每一项都不满意,因此会在这几天里继续协商。

    “我们请法律专业人士大致估算过,今天上午提出了150万元的要求,铁道部方面说要回去请示,暂时还没回音”,卓煌家属表示,除了数额差距外,铁道部提出的签约要求包括放弃其他索赔权利,这也是家属们难以接受的,“在事故责任认定还不清楚前,我们不愿意放弃,要保留对设备供应商、责任单位追索的权利。”

    家属们透露,将用3-5天的时间与铁道部谈判,“如果一直无法达成一致,谈判的门关上,所有罹难家属会联合起来请律师团,起诉的对象就是铁道部。我们会请媒体监督司法是否公正,也希望媒体能为我们推荐一些好律师。”

    铁道部:签约绝没有设期限

    昨天网络风传,铁道部为遇难者家属设定了最后签约期限为7月31日。

    昨天在温州市殡仪馆聚集的部分家属证实了这一说法。据他们说,前天晚上刚去世的陈伟家属就收到了类似要求——— 必须在7月31日前签署协议,过了期限后,一切食宿费用均由家属们自理。

    记者昨晚就此向铁道部联系人罗全宝核实,他斥责这一说法“纯属谣传”,“我们已准备了一份稿件,领导审核后就会发布,澄清这种说法,我们绝没有设立过这样的期限。”

    罗全宝同时表示,未听说遇难者家属有起诉的打算。

-->    对此,法律界人士认为,诉讼可能会面临管辖争议。

    “原本来说,铁道部与乘客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乘客一方以侵权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很难获得立案,更合适的起诉目标是设备制造单位;但考虑到铁道部是这些设备的采购者,乘客一方确实可以考虑将制造商与铁道部一同作为被告起诉”,这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说,“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是管辖争议,铁路系统有自己的法院,铁路法院和温州市中院,究竟应该由哪家法院来受理这起诉讼,是个问题。”(陈有西按:这一法律解释是错误的。旅客与铁道部相关经营公司是旅客承运合同关系,是第一责任人,设备制造商相反并不是直接被告。只有证明有明显质量问题时,才有可能列为共同被告。管辖争议可能发生,但这一重大事故应以地方法院审理更合适,同时铁路法院终审也在最高法院,且正在改革撤销中。 )

 

                                      采写:叶飙

    林焱家属将按新标准重新签约

    又讯 截至昨日22点,事故善后赔偿组已和10名遇难者家属按新标准签订了赔偿协议。昨日15时,5+1小组赶赴福州与此前签订了赔偿协议的林焱家属按新标准重新签署。 人民

    数字

    91.5万元如何算出?

    死亡赔偿金:以20年可支配收入计算,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万元,金额即为54.718万元。

    丧葬费:1.5万元

    精神抚慰费:5万元(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一次性救助金:被家属们称作打包费用,包括了小孩抚养、老人赡养、意外保险、行李遗失、亲友食宿等费用,约30.3万元。

    (据遇难者家属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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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1-7-30 10:43:52

生命不是一点金钱就能换出来的,是无价的,多少钱都不算多

发表于2011-7-30 10:33:15

“……却正在改革撤销中”。“却”似应为“且”为宜。

发表于2011-7-30 10:08:24

知足吧!能赔偿到91.5万元这个数额已经是国家最大的进步了!不要再寻求“法律”诉讼的漫长曲折的途径折磨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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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历史塑造未来 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弗朗西斯•福山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了自己的90岁诞辰。在之前的一些日子,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地播放着各种历史剧,讲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党员干部与各色敌人做斗争的事迹。中共内部出现了一个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首的新毛派阵营,他们提倡在全国各地工作场所和学校唱红歌,比如《东方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中国为自己的新书进行宣传时,设法出席了一场有大约7万人参加的唱红歌活动。 “红色文化”的复兴,与中共初创时“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没有半点联系。相反,由于近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如今推广红色文化,是把它作为一种增强稳定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歌曲《国际歌》没有得到推广,这首歌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当局唯恐它会暗示中国也有必要上演一场“阿拉伯之春”。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岁数比较大的中国人,深知这场运动的惨烈之处,也明白新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这一代人“决不让类似事情重演”的决心。中共领导人任期方面的限制,以及集体决策的安排,都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又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但是,由于中共始终未曾允许对毛泽东的“遗赠”予以坦诚的评价,年轻一辈中国人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怀旧情绪回望那个年代,以为那是一个以稳定和公有为特色的时代。 然而,伴随着对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严肃研究的复兴,在中共的叙事之外,正在形成另一种历史的叙事。毛泽东曾抨击孔子反动,但如今学术界却尝试在国际关系方面重新运用孔子的思想。2009年,美国学者杜维明离开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前往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宣扬儒家思想,视之为一种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严肃伦理体系。学校里又开始定期讲授中国断代史,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音乐和艺术的兴趣重新浓厚起来。 中国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支持儒家思想的复兴,是为了给施行威权统治的现代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西方历史理论肯定会把中国视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或许已经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但却从未培养出法治与民主责任。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信心,认为应当用西方制度取而代之。只有到了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之后,才有人努力恢复这种中断了的传统。张维为等畅销书作家可能会辩称,中国并非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有别于西方(但与之同样有效)的原则基础上的文明国家。 许多新儒家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对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凭借的并非宪法和多党选举等正式规则、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就要求帝王们具备仁爱之心,而他们必须通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中国古代的学校里,确实有一套被称作“法家”的纯正权力学说,哲学家韩非子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详尽阐释,而秦国则对其进行了冷酷的实践,并最终统一了中国。毛泽东青睐法家学说,并推动了它的复兴,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如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成为古代中国占据主宰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当代儒家学者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共在道义方面有着更好的根基。 中共自身对于这种儒家学说的复兴喜忧参半。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急于给自己找出其它的合法性来源。但与马列主义相比,儒家思想毕竟是一种真正更为本土化的产物,因此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一种潜在威胁。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年早些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竖立起来的孔子雕像,几个月之后突然又被拆除了。 当代中国因此具备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文化传统——新毛派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作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这两种思想目前在中国都得到了大力弘扬。新毛派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有可能轻易葬送中国人上一代人争取到的种种自由。新儒家则更为复杂:它既可能按照赞同自由民主的方式解读儒家学说,也可能成为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基石。中国人必须找出自己的现代之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两种思想中,是否有一种能够承担提供政权合法性的重任——抑或两者最终能否共存,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Stanford’s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和《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作者。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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